这段时间中，相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们持续不断的召开人口座谈会。

来论证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行，以及确定相关尺度。

另外，由于“伟人”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，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。

以及“外汇兑换券”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，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。

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。

还有文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，也正在愈演愈烈。

此时的李谷依，正因为演唱了一首《三峡传说》的主题曲《乡恋》，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。

与喜欢她歌曲的众多普通观众不同，许多专业人士认为，她所擅长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，格调低劣。

但究其原因，不过是因为她好歌太多，名声太大，太受观众的喜爱吗，所以枪打出头鸟罢了。

谁让《歌曲》杂志评选出的那十五首听众喜爱的歌里，她一个人就占了四个呢？

不打她打谁？

就连社会最基层也无法幸免。

在工作里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，沉疴难愈。

不为别的，十年来，有不少工人们养成了偷奸耍滑的习性。

都变成了善于怠工，吃大锅饭倍儿香的滑头。

偏偏由于体制的限制，企业领导无权对这些工人实行实质性的经济处罚。

于是在干活全凭自觉的环境下，这些落后份子，仍旧我行我素。

并且对上级领导毫无尊重和忌惮之心。

每天不是乐此不疲的装病、打牌，就是嘲笑领导与那些好好工作，认真负责的人。

这就导致，一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粥。

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赖一个样。

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，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。

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，越来越丧失活力。

而在生活里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，由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引发的不便，以及由价格体系动摇传来的震荡。

毫无疑问，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。

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，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，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。

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，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，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。

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。

继宁卫民之后，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，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。

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。

于是，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，返城知青有了“待业青年”的雅号。

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。

无论坐公共汽车、上街买东西，澡堂子洗澡，洗发店里理发，照相馆照相，还是饭馆里吃饭。

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，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。

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，无论前门大街、大栅栏、鲜鱼口、还是打磨厂。

作为京城的闹市区，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。

而八大员们的工作态度，当然因此变得更加粗暴和恶劣。

本来还算可以的社会秩序也因为无所事事的青壮年越来越多，变得重新混乱起来。

在京城的任何角落，每天都在发生争吵，甚至是动手干仗的情况。

偏偏就在这个时期，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，开始松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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